在清末，陕西有一位商人家庭出身的学者，不仅持志守道，设立书院，收徒授业，传播关学，宣扬义理，而且对家族从商子弟，进行针对性教育，确立家规，时常训导，以防冲破为人的底线，这位学者就是关学大师贺瑞麟。
教育学生要有“四心”，追求善与仁
贺瑞麟（1824—1893），原名贺均，字角生，号复斋，清代西安府三原县（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）人。他早年求学于宏道书院，后拜陕西名儒李元春为师，研习程朱理学和张载关学，学养丰厚，儒业精湛。
在两次参加乡试受挫后，他毅然决定放弃科举，专心治学，教育学生，以正人心、匡风俗。他曾与友人同游当地清川（今名清河），坐石濯足，见山水清明，风景甚好，写了一首诗：“坐石看山日夕曛，粼粼清泚玉生纹。临流一洗尘中足，要踏群峰顶上云”，表现了他立志改变世俗风气的抱负。
贺瑞麟先后主持当地学古书院、清麓精舍和正谊书院，亲拟书院章程、学规，管理十分严格，每天晨读、会讲、吃饭、温习等，都有规定。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，在关中地区，自北宋张载以来，还没有第二人。
他讲学以“正谊明道”为宗旨，反对八股文和功名利禄的思想，要求学生“学以知道为本”，读书“以不失为人之道”。他教育弟子要具有“四心”——“细心读书以察理，专心持志以居敬，诚心克己以改过，虚心从善以辅仁。此四言者，守之勿失，则亦庶乎有进矣。”也就是说，细心读书是为了明察事理，专心持志是为了恭谨敬业，诚心克己是为了改正过错，虚心从善是为了形成仁德。这四句话，只要能努力做到而不要松懈，就能有所进步。这是贺瑞麟个人治学和修身经验的总结，也是他对弟子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。
告诫家人以俭朴为主，做个好人
贺瑞麟不仅对弟子提出“四心”的期望，而且还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，提出商人家庭的守身家训。
贺瑞麟的父亲贺含章有五个儿子，贺瑞麟年纪最小。贺含章弱冠时，曾参加童试，没有考中，由于家境贫寒，无法再支持他继续读书，遂“弃儒而贾”，常到湖北、浙江、江苏一带经商。
贺含章为人“坦直而忠厚”，在贺瑞麟编纂的《三原县新志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：贺含章与一个崔姓商人一同到外地经商，崔某盗走别人千金逃跑，贺含章因与之同行而遭到怀疑，过了几天，怀疑者在一方砚台下发现了崔某手书一封，说盗金一事与贺含章无关，贺含章的嫌疑被解除，他事后思考，认为自己对性情急躁又喜欢酗酒的崔某忠厚，不与他计较，而崔某亦能体会到这一点，故不愿连累贺含章。
受贺含章的影响，贺瑞麟的兄长和侄子多经商做生意。四位兄长常年在外，将子女交由贺瑞麟进行教育。贺瑞麟的儿子未及成年都夭亡了，所以他对几个侄子倾心相待。但他们多不喜读书，愿意经商，贺瑞麟十分忧心。他选取前人“蒙以养正”的事例，编成《养蒙书》，作为书院学生教育和家庭子侄教育的读物；他选取先贤训子名篇，汇集成《诲儿编》一书，以教育侄子；他根据明代以来广为流传的女子蒙学读物改编成《女儿经》，用以教育女儿，并作为家族女子出嫁时的礼物。他还经常给侄子们写信，教育他们守身存心、做人处世的道理。
贺瑞麟二哥长子贺伯镕十五岁时就随四叔到江南做生意，荒废了学业。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，江南局势混乱，他又转到四川经商。贺瑞麟担心他误入歧途，于1856年给贺伯镕写了一封信，告诫侄子不可因从商失去做人的本分。
贺瑞麟说，世人终年劳劳碌碌，“不过为吃好穿好，快此生之欲耳”，但要在闲暇时，“读几句正书，识得为人道理”。那么，商人的为人道理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贾事吾不知，亦须有个道理，守身总以俭朴为主，存心总以诚实为主，做事总以谨慎为主，接人总以谦下为主。”这就是贺瑞麟提出的生意人的为人底线，也是贺瑞麟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家训。
贺瑞麟针对侄子经商的情况，没有提出像书院学生那样的“四心”要求，没有提出“察理、居敬、改过、辅仁”的高标准，而是以“俭朴、诚实、谨慎、谦下”等做人的基本品行相要求。这些做人必须具有的品行，不论是经商、务农、读书、做官，都应坚守，而不能奢侈、欺诈、狂傲、自大和唯利是图。
贺瑞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，就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吸食和贩卖鸦片的情况。贺瑞麟严肃地说：“更有宜戒者，如今世所谓洋烟，万不可染此习气，一入其中便是坏了心术、丧了人品、犯了王法、败了家风。”他明确指出，吸食和贩卖鸦片即使做生意时逢场作戏也不行，更不能以此致富。如果生意不成空手而归，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；如果以此致富，害了别人，富了自己，那还是个人吗？他告诫侄子“自古终是正道可行”，“若行为不是，饶多财，成个甚人”！
贺瑞麟大哥没有儿子，二哥的长子贺伯镕就是全家长子，传承家风的责任比其他家庭成员都更大，所以贺瑞麟不惜笔墨，谆谆教诲，再三告诫他，不能两眼只看着钱，爱钱如命，见利忘义，追求奢侈的生活，而应该坚持“守身、存心、做事、接人”的底线，做个好人。
贺瑞麟说，“莫学世人睁着两只眼只看银钱是好”，如果做生意挣了钱，追求锦衣美食，就会渐渐骄纵奢侈，唯利是图，从而败坏家风，被他人耻笑。他特别告诫贺伯镕将来“有承家之责，苟不学个好人，上不足以事祖宗，下不足以教子弟，更成甚人家？”他希望贺伯镕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，“率家众成好规矩”，不要因商废学，不要贪分外之财：“汝生居长，不可不深思自省，汝诸父都惟汝是望，千千言万万语只是要汝学个好人。”
“学做好人”是贺瑞麟对子侄的基本期望。贺伯镕也能够遵守叔父的教诲，走正道，做好人，一直在四川经商，后来卒于成都。
贺瑞麟三兄之子贺伯鍼、四兄之子贺伯镒都不喜读书，想经商挣钱。贺瑞麟虽有些失望，但仍根据两人实际，加以劝导，要求他们“粗识义理，守身保家，不失乡里好人足矣”，也没有提出更高要求。贺伯镒后来设立门面经商，贺瑞麟又教育他“当知自谋，勿与人争利”。
贺瑞麟对侄子的教育，着眼实际，切中时弊，情真意切，主要是避免他们踩踏做人的底线，体现了关学“敦本尚实、崇真践履”优良传统。
倡导君子之教，淳风化俗
贺瑞麟具有明确的家教家训意识，认识到家庭作为人生第一个课堂的重要作用。在应邀为他人撰写的《家训节抄》作序时，他将家庭教育分为“世俗之教”和“君子之教”。
他说：“人莫不爱其子，即莫不教其子。然世俗之教子也，多出于私溺之情，其为之谋衣食、计安乐者无论已。”如此教育子弟，其目标不外乎追求科第、爵禄、功名而已，对道德教育和为人之道则不予提及。这样一来，所谓杰出人才、淳厚风俗怎么能够出现、形成呢！
“君子之教子则不然，盖惟立志敦品读书明理，以至修业济时之是务。”这种教育取向，对日常行为，如动静、语默、出入、起居等细微之事，都有要求，勉以诚敬，禁其粗浮。而对于科举、功名等，并不十分看重，也不是十分急迫的事。
这些话集中体现了贺瑞麟的家教思想。而他对侄子的教育虽要求不高，但也属于立志敦品、读书明理、修业济时的“君子之教”的范畴，这与他的“正谊明道”的书院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。
贺瑞麟是一代关学大师，名声远扬，陕西省内外弟子数以万计，但其家族却以商贾为主，所以其家训和家庭教育很有自己的特色。贺瑞麟要求学生“细心读书，专心持志，诚心克己，虚心从善”，从而达到“察理、居敬、改过、辅仁”的目的，但他并没有以此要求自己的侄子。他根据侄子经商的实际，从“守身、存心、做事、接人”开始，提出“俭朴、诚实、谨慎、谦下”的基本要求，形成了商人守身的家训，进可追求更高理想，退可守身保家，体现了“君子之教”的追求。他一再强调经商不能坏了良心，丧了人品，犯了王法，败了家风，要走正道，做好人，就是为了防止商人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而丧失做人底线。
今天我们在读到贺瑞麟这些家训和家教的篇章时，依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力，对我们开展家训家规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。